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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经常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初冬，病重的堂哥小峰躺在他家西厢房的土炕上。他侧转着头，鼻孔不断向外涌着血。我的大姑撕拽着炕柜上的一匹棉絮，撮成小卷，塞到峰哥的鼻孔里，鲜血一会儿就把棉卷浸透了，大姑就再拽一块棉絮，撮成小卷，把浸透的棉卷换下来。炕柜上雪白的棉絮越来越少，扔在地上染血的棉团越来越多。
峰哥脸如蜡纸，轻轻地叫着“姑，姑……”，大姑也轻轻地回应：“哎，哎，我的孩，姑在呢，在呢……”他们俩像配合好了似的，峰哥的鼻孔只管流血，大姑只管撕棉絮，换棉絮。我站在炕前，脚边全是粘湿的血棉。我闻到屋里弥散的血腥味，那时，我还不太明白死亡的含义，还不知道我的峰哥很快就要把全身的血流完，离亲人们而去。我娘进来，把我领出去，她不想让幼小的我看到峰哥死去的那一幕。至今，峰哥印在我脑海里最深的，除了他蜡黄的脸，就是那一小团一小团血色的棉絮。
在大伯的四个子女中，峰哥排行第二，我十八岁的堂姐出嫁后，十四岁的峰哥就辍学，承担起了庄稼地里的重活。
我娘常夸峰哥是我们堂姊妹八个中最懂事的孩子。那时我父亲在临村教书，娘一人在责任田里忙活。秋天，大片的棉花开了，娘每摘满一包就会就地搁在棉花地里，傍晚再把所有的棉花背到地头的地排车上，等放学回来的父亲一起拉回家。棉花看似不重，可背在肩上死沉，每背一趟娘都要心慌气喘一会儿。这时候，峰哥不用我娘招呼，就穿过他家的棉花地过来，替我娘背完，再去背自已家的棉花。
峰哥病得很突然。那年收完秋，他刚满十八岁，大娘和大伯就张罗给他相亲。那时我的家乡盛行早婚，照片已给女方递过去，女方也很中意。可在相亲的前一天，峰哥忽然就莫名发高烧、说胡话，大娘只好求媒人把相亲的日期推迟了。大伯和大娘以为峰哥得的只是普通的感冒，村里的医生也说打个退烧针慢慢就会好的，可是过了半个月，峰哥的病不但不见起色，好像还重了，大伯才决定带他去县城看病。结果，厄运降临，县医院得出的结论是峰哥得的不是一般的病，建议去临清二院进一步检查。高唐离临清有九十里路，那时两地还不通车，大伯心急如焚，用自行车带着峰哥又一口气蹬了九十里去了临清。
他们回到家时，天色已如墨黑。大娘问大伯，大伯什么也不说。打发峰哥睡下后，他来到前院，对我的父亲说：“是白血病，这孩子算白瞎了。”说完，就蹲在地上，两只大手捂住脸，呜咽起来。那时，我还不知道白血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，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很厉害的病，不然我一向顶天立地的大伯怎么会哭？
看到大伯哭，我也惊惧地哭了。我想到峰哥的好。十八岁的峰哥已经长成白杨树挺拔的样子，平原上粗砺的风，毒辣辣的太阳也没能把他的脸庞晒黑。他生得白净又文静，跟谁都是笑眯眯的。我们堂兄妹之间打了架，吵了嘴，都向他告状，他总是不分亲疏，主持公道，最后让我们重归于好。
那时候，大伯在院子里新打了一眼压水井，水比别家的都甜。早晨或者傍晚，我家和邻家都去大伯家打水，峰哥手下没活的话就会过来帮忙。胡同口荣大娘家的小喜姐也来，她白里透红的脸蛋，两条油光黑亮的长辫子搭在胸前，一双忽闪着长睫毛的眼睛会说话，唯一的遗憾是左腿有点跛，听说是很小的时候让马车轱辘压残的。担水走路时，她的身体会稍微倾斜，桶里的水也会洒出一点。
那一次，一向温顺的峰哥惹大娘生了场大气，她摔了织布的梭子，又哭又闹，峰哥坐在用来喂驴的草料棚里，头上沾着玉米秸的碎屑，不吭声。大娘不吃不喝，他也不吃不喝。天黑下来，草料棚里更暗了，我娘劝说了峰哥很长时间，他才慢慢站起来，到堂屋给大娘跪下：“娘，你吃饭吧，我错了。”
后来我问我娘，峰哥怎么惹大娘发那么大的火？娘只说了一句：“还不是因为那个跛腿的小喜！”
后来，我再也没有看见小喜姐担着水桶，甩着她的长辫子，一颠一颠地来大伯家打水。
大家都把峰哥得白血病的事瞒着我大娘，但还是让我大娘知道了。她在院子里打着滚儿嚎淘大哭。后来，她去求神婆，给她下跪，磕头如捣蒜。神婆叹息，说我峰哥本是童子命，而且是上界神仙跟前的童子，要找替身换命恐怕也难，只能试试。大娘涕泪交流，绝望中又燃起一丝希望，给神婆送去钱，送去米，送去面，让她做法事换童子。法事做了，峰哥还是在半月之后去世了。
峰哥下葬后的第二天，我娘去责任田里拔棉柴。看见大伯家的棉柴地里，峰哥的新坟前，有一个女子趴在那里嘤嘤地哭，我娘知道，她是小喜姐。
初冬的鲁西平原，所有的花都开败了，棉花也已经把自已开败，只留下一棵棵站立的枯干的棉柴。冷风吹动棉柴上那些空萼，在荒凉凋敝的旷野上发出簌簌的响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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